一次陪诊，差点让我丢了工作：尽孝何时成了“奢望”？

　　这件事发生在二零二二年十一月。

　　早晨七点三十四分。手机屏幕亮起，显示部门主管的名字。我正站在省人民医院三楼心内科的候诊区。空气里有消毒水和老年人衣服的味道。左手握着母亲的病历袋，边缘已经被汗水浸软。右手搀着她的胳膊，能隔着棉衣感觉到她轻微的颤抖。

　　我按了接听键。声音从牙齿缝里挤出去：“李总，我上午请过假了。”

　　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。然后说：“我知道。但德国总部的人九点到，这个项目是你跟的。”

　　背景里有推车滚轮与地砖碰撞的声音，咯噔咯噔。我说：“检查做完我立刻回来。”

　　电话挂断后，我把手机塞回口袋。这个动作我做了无数次，唯有这次感觉口袋是个深渊。

　　候诊区的座椅是蓝色的塑料椅。我们坐在倒数第二排。母亲小声问：“单位催你了？”我说没有。她不再说话，只是把身体坐直了些，试图减少倚靠我的力度。这个细微的动作让我想起二十年前，她带我来看发烧，也是这样挺直腰板，为了让昏睡的我靠得更舒服。

　　叫号屏上的数字跳得很慢。在这里，时间是以另一种单位计算的。不是会议时长，不是项目节点，是前面还有十七个人。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，或许都有一个在口袋里震动手机的儿子或女儿。

　　我想起上个月工资条。事假扣款：八百。全勤奖：零。这还只是金钱部分。更贵的是那些看不见的——上司把你从重点项目名单里划掉时铅笔的沙沙声，同事提起你时那句“他家里事情比较多”的语气。这些不会写在考核表上，但它们存在，像候诊区空气里的细菌。

　　我们这一代人，计划生育的产物，现在被安置在这个尴尬的位置上。像一块夹心饼干里的奶油，被两片坚硬的现实挤压着：上面是逐渐坍塌的父母的身体，下面是永不满足的职场效率。而奶油正在被榨干。

　　那个上午，母亲做心脏彩超时，我在走廊用手机修改PPT。显示屏的光映在脸上，和医院惨白的荧光灯混在一起。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幽灵，同时漂浮在两个不相容的世界里，却无法完全进入任何一个。

　　中午十二点十分，我把母亲送回家，煎好药。在厨房的油烟机轰鸣声中，我又拨通了李总的电话。我说我下午一点半到公司，演示材料已经发到您邮箱。

　　他说好。没有问检查结果。

　　后来我知道，那天候诊区里至少有三个像我这样的人。我们都穿着差不多的衬衫，握着同样牌子的手机，脸上挂着同一种疲惫。我们交换眼神，但不说话。这是一种新型的阶级认同，在医院这个特殊空间里短暂形成的、由独生子女构成的隐形共同体。

　　我保住了那份工作。

　　但有些东西永远失去了。比如，在母亲最需要安心的时候，我让她感觉到了我的分心。这种愧疚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份考核表上，但它比任何扣款都沉重。